元朝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史上的一个特别的王朝，这个特别不单是指它的统治阶级是以蒙古族，而是在治理中国大地的手段方面，元朝是极其粗糙单一的，好比一个穷人突然有了金山银山不知怎么花，又好比一个小部落首领突然晋升为超大部落首领。另一方面，因为它的手段“特殊”，中国文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经济时代——海外贸易进出口。治国手段上利弊交融的元王朝，在1328年开始真正走向没落。元朝末年，政治之腐败，土地兼并之严重，水旱灾害之频繁，远超其他王朝的末年。

不少近现代历史学者认为，元朝是一个充满部落联盟气息的政权，即蒙汉统治者阶级联合政权。从元朝建立到元朝灭亡，土地兼并的情况愈演愈烈，而百姓农奴化也随之而来。这在元朝形成一个特别的阶层，南北双方叫法不同，北方为“驱口”，南方为“奴婢”，生活艰苦，地位低下。并且在元朝，奴隶制改头换面重新复出，君臣关系“进化”为主子奴仆的关系，这为清朝的彻底奴才化奠定了基础（在清朝，并不是任何一个臣子都能向皇帝自称奴才，奴才变为一种畸形的荣誉，只有关系够好够近才行）。

至正中期，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愈发不稳定，北方则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相对稳定，南方社会则像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能引起轰天爆炸。蒙古贵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元朝，实行的各种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不断激化民族矛盾。例如将治下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男人四等，社会待遇地位和政治待遇地位天差地别。文献记载在权力机关：“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男人万中无一二。”

四等人制，极大程度上压迫了除开色目和蒙古的其他民族的平民阶层。比如，汉人和南人是不允许持有弓箭和武器的，打猎也不可以。元朝末年，长时间积压下的各类矛盾爆发，外还有洪涝灾害肆虐。至正四年五月，黄河中游地段连下二十多天的暴雨，黄河决堤，上百个路县沦为泽国，之后还引发了旱灾、瘟疫、蝗灾等，死了数以万计的人，还有上百万人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见此状况，大元朝廷还是有有识之士的，选择以工代赈和治理黄河的手段应对。可这却成为了元朝的掘墓行为，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于颖上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的起义浪潮。徐寿辉建立的天完政权，提出“摧富益贫、杀尽不平”的口号，天下响应，南方大乱，湖广、江西、江浙等省全数沦陷义军之手。至正十三年，天完政权过于亮眼，惨遭元军残酷镇压，损失惨重，但在高邮之战中张士诚大败元军，天完政权趁势再起。但是刘福通和徐寿辉两支打着红巾军旗号的义军势力，东西联合，阻断了元朝江山，将南北方两方隔绝。大部分人认为，元朝统治之所以被推翻，关键是刘福通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元朝统治。

高邮之战在元朝末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经此大败，“天下之事，遂不可复为矣”，又有“元朝之亡，盖决于此”的说法。元朝再无余力顾及江南，在北方元军势力也大大衰退，只能依靠着地方汉人军阀武装力量遏制和镇压北方红巾军的发展；北方局势在汉人地主武装力量的帮助下一月好过一月，史称“几近荡定中原”。因此总结称：高邮之战后，汉人地主武装力量成为镇压汉人农民的主力。出现这样的景象，很大程度反应出蒙古贵族统治的统治已崩溃。

枪杆子里出政权，蒙古贵族不再拥有强大的枪杆子。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吏治黑暗、灾害频繁、饥荒肆虐，整个王朝的百姓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挣扎，实在不知道生路在何处。而元朝政府面对这一困局，也不知道该如何妥善应对，反而越弄越糟糕。汉人地主武装镇压汉人农民起义军，造成双方对立，也注定了汉人地主武装要跟着蒙古贵族的元朝一条路走到黑。

所以元朝末年的历史，大家基本上没看到什么汉人地主武装反抗元朝，或者是有效反抗元朝，绝大多数都是朱元璋、徐寿辉等这样的没有什么家世背景的泥腿子，也就是根正苗红的农民起义军。汉人地主武装为何支持元朝、镇压起义呢？根本原因还是在汉人地主是元朝存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若是当时有像曹操、李渊、杨坚等枭雄，这天下归谁还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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