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战略火箭武器令世界瞩目，考诸历史，它的“发祥地”即在成都锦江区的三官堂街。

▲ 民国时期临河的三官堂街 （刘永禄提供）

两次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的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势衰颓，危如累卵。当此之时，一批心系国运、奋发图强的先驱者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矿山，办工厂，开始了兴业强国的探索。1876年10月丁宝桢由山东巡抚改署四川总督，尚未到任，他就上表清廷，奏请设立四川机器制造局。1877年署理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创建了四川机器制造总局。从此，开始了在四川境内自造枪炮的历史。这座工厂，开启了四川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作坊的新局面，在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别于自然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堪称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和先导。

▲ 丁宝桢

四川机器制造总局，实际上就是制造枪炮弹药的兵工厂，厂址就在当时的成都东门内下莲池，与设在督院街的总督府不过一里之遥。1878年3月开始在四川境内自造枪炮的历史。当时英国觊觎西藏，国家急需加强军备，而成都为四川首府毗邻康藏，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识者常谓成厂足与石井兵厂之于粤疆海防，长江兵厂之于长江要塞，同一重要洵非夸词。”

正当四川兵工厂的事业刚刚起步，便遇到清廷旧势力的百般指责和反对，他们以机械局“费用巨大，制造未能精良”为由，于1879年2月28日下令撤局。丁宝桢遭此挫折，并未气馁，上表力辩，“自造枪炮，并自造机械器，事属创始……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所谓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也。”其他有识之士也纷纷奔走呼吁，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四川兵工厂得以在1880年4月18日重新开工。几年间共生产各类枪支14900余杆，调拨给云南、广西援越抗法的枪支有7000余杆，另有相当数量的枪支配备给为防御英军入侵西藏而驻守在川藏交界处的数千名清军。可见丁宝桢创办的四川兵工厂在国防建设和抵御外侮中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886年，丁宝桢在成都去世，刘秉章继任四川总督，他认为四川兵工厂所造枪支，“枪筒大小不能划一，枪弹不能合膛”，“若以御敌，必致误事”，即下令停止生产。1896年，鹿传霖接任四川总督，下令恢复各式枪炮的生产。1903年锡良上任川督，他看到四川机器制造总局设施简陋，制式陈旧，地势狭小，决心择地另建新厂。他上奏清廷，“戒备不修，无以安内御外。”并提出派人赴欧美考察、学习，得到了清廷的批准。1905年4月，在成都东门外三官堂购地262亩，按德国格兰公司设计，动工兴建枪厂和子弹厂。川局三官堂新厂，1909年完全建成，有大小厂房512间，机器525部，主厂房长206.5米、宽19米，铁柱钢梁，规模宏大，围墙高厚，碉楼四布（在后西门大营门厂区四角修建四个碉堡），蔚为壮观。11月四川机器制造总局正式更名，将三官堂的新厂定名为兵工总厂，下莲池的旧厂定名为四川兵工分厂，统称“四川兵工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民国政府却未能真正控制四川，加之袁世凯窃国称帝，举国反对，烽火四起，四川更从1916年起陷入长达16年的军阀混战，而制造枪炮军火的四川兵工厂自然成了各路军阀争夺的要地。从1916年至1932年的16年里，四川兵工厂17次易主，备受战乱摧残，许多厂房遭战火焚毁，四个碉堡也只剩一个，大多数设备被瓜分，流散到德阳、绵阳、三台、广汉等地。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虽然停止，四川兵工厂亦随之关闭，直至1937年为民国政府接收。

▲ 20世纪初，四川机器局新厂远眺

1941年，三官堂旧厂重启，定名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成都分厂”，主要从事迫击炮弹的生产。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钟林等中共地下党员在这里秘密地完成了火箭弹的研制。钟林，湖南人，190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时，他曾参加接待和座谈。后考入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不久，受国民政府兵工署派遣，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归国后担任第五十工厂成都分厂厂长。这时，他得到中共地下党兵工支部负责人刘雅清提供的美国火箭弹图纸及火箭弹样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秘密进行试制。1946年12月，火箭弹在成都天回镇皇恩寺附近试射成功，射程命中效果和威力达到当时美国研制火箭弹的水平。钟林等同志对研制成果秘而不宣。到1947年秋天，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钟林等人带着火箭弹的全部图纸资料，穿越重重封锁线，历时一年之久，终于到达解放区河北石家庄。党中央对钟林等人的到来十分重视，毛主席批示说：“老同志回家了，要好好接待。”主席亲自听取了钟林关于蒋管区兵工厂情况和火箭弹研制情况的汇报。不久，我军华北兵工局成立，钟林担任兵工局火箭组组长，组织人力按照从成都带去的图纸资料，批量生产火箭弹。1949年9月下旬，解放军后勤部司令员杨立三在京郊芦沟桥主持了由钟林领导研制生产的火箭弹演示，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老帅，各战区司令员及苏联专家到场观看。试射非常成功，贺龙同志兴奋地说：“土八路也照样制出了火箭弹。”苏联专家则将其称为“中国的喀秋莎”。后来，照此生产的火箭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有关人员受到了中央的嘉奖。如今，我军战略火箭武器令世界瞩目，它的发祥地却在成都锦江区的三官堂街。

▲ 三官堂街，1995年

再说钟林等革命前辈在1947年离开当时的五十工厂成都分厂前，为了不给国民党政府留下一个可用的兵工厂，巧妙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将工厂关闭，设备和人员大部转移和遣散，剩下少量人员和设备，厂址先后化作四川大学所属的“中正实验工厂”、“四川大学工学院实习工厂”，仅供学生实习之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工厂为止。

▲ 南光机器厂外原四川机器局的碉堡 （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解放后，兵工厂转向生产电子产品，1961年改名为“国营南光机器厂”，1993年更名为“成都南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来源：《锦江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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